山城降“膜”记——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与利用调查

　　农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农业高产稳产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大量废弃农膜未能及时回收，形成大面积“白色污染”，也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近几年，不少地方都打响了“白色污染”攻坚战，积极探索各种途径，努力提高废弃农膜回收处理利用率。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市开展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取得显著成效。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深入当地采访调研。 

　　农用塑料薄膜(简称“农膜”)包含农用地膜和农用棚膜，主要用于覆盖农田，具有提高土壤温度、保持土壤水分、促进农作物生长等功能。我国地膜覆盖面积和使用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相关覆盖栽培技术为农业高产稳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大量废弃农膜若未能及时回收，残留在农田中难以降解，会形成大面积“白色污染”。 

　　废弃农膜回收，看似小事，实则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局。为此，不少地方打响了“白色污染”攻坚战，积极探索各种途径，努力提高废弃农膜回收处理利用率。 

　　近日，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农膜回收率达到87.7%，高出国家目标任务7.7个百分点。重庆靠什么有效遏制住“白色污染”？有哪些经验做法值得推广借鉴？还有哪些难题亟待破解？ 

　　环环相扣布下“天罗地网” 

　　在重庆，废弃农膜回收，难吗？当然难。 

　　且看一组数据：重庆农村面积占全市面积95%；全市3000多万亩耕地中，丘陵山地占比高达98%，单块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的占80%以上，每个农户耕地分散在3处以上的占60%。大农村和大山区相互交织的市情特点，导致重庆农膜使用分散、单位耕地使用量小、废弃隐蔽，回收难度与其他地方相比要大很多。 

　　“费力不讨好！”45岁的叶春云在重庆铜梁区石鱼镇经营着一家再生资源收购站，2018年重庆启动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工作之后，这个收购站成为铜梁区首批10个废弃农膜回收点之一。最初一段时间，叶春云几乎每天都开着三轮车往村里跑。“上山入地，一家一户上门‘讨要’农膜。”叶春云说，由于当时废弃农膜回收市场尚未形成，加上农户环保意识不强，用过的农膜不是填埋就是焚烧，回收起来极其困难。 

　　农膜回收难，根源之一就是农民普遍缺乏对“白色污染”危害的认识。对此，重庆各区县结合实际，使出了不同“招数”，多渠道、高频次开展“接地气”的环保宣传。在大足区，“村村通大喇叭”每天定时循环播放宣传废弃农膜回收常识；在綦江区，流动车上悬挂农膜回收标语，配置随车广播到各镇村流动宣传；在梁平区，院坝会上的环保宣讲成为常态…… 

　　广泛的宣传引导必不可少，但是农膜回收利用要真正落实落地，还需要抓手。重庆的实践是：回收与利用网络体系建设。 

　　2018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作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并赋予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牵头负责全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的工作职能。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主任李洪义认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环环相扣，应当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构建起完整、闭环式的运行体系，才能做到从源头回收到终端处理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才能为各类社会主体提供相应的参与平台”。 

　　记者在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的废旧农膜代收点看到，时不时有农民拎着一捆捆农膜来销售。这个村级代收点收购的废弃农膜，去向很明确：先交给镇里的回收站，再从镇上运到区里的中转站分拣打包，最后交售给利用加工企业。铜梁区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吴金泉说，铜梁区目前已建成镇街回收网点40个、村级代收点280个，实现所有涉农镇街和村全覆盖，2020年全区农膜回收率达到94%。 

　　重庆在废弃农膜回收与利用网络体系建设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充分借助依托了供销合作系统的组织优势、网络优势和服务优势。记者调查发现，重庆各个区县的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均是在地方供销合作社牵头下开展，基本建成了“田间地头—村级回收点—镇街回收站—区县分拣贮运中转站—加工企业”的网络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区县还实现村级网点全覆盖，打通了废弃农膜回收“最后一公里”，极大方便了农民交售废弃农膜。 

　　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废弃农膜乡镇回收网点1140个、村级回收网点1161个、分拣贮运中心40个，确定了39家回收企业与16家加工企业负责全市废弃农膜加工处置，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基本建成。 

　　改革创新筑牢“四梁八柱” 

　　在綦江供销集团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一捆捆废弃农膜经过取杂、清洗、破碎、热融等几道工序处理后，“变身”为再生塑料颗粒、再生塑料粉等产品。“这些产品将出售给工业企业作为塑料制品的生产原料，实现变废为宝。”该公司总经理代世林说。 

　　2019年4月，代世林与綦江区供销合作社合资组建了合民鑫公司，以“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一体化”模式开展业务。通过市场化运作，这家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签订合作协议，在全区建立了21个街镇级回收站与62个村级回收网点，年回收废弃农膜200多吨。 

　　经营一年多，合民鑫公司盈利了吗？“还没有。”代世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吨废弃地膜的回收价约800元，可产出150公斤左右的塑料颗粒，而150公斤塑料颗粒的市场售价目前约为500元。也就是说，如果仅靠回收加工废弃农膜，合民鑫公司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盈利。“我们正在努力开拓业务范围，提高营收能力。”代世林说。 

　　成本高、利润低、不好干，这是记者调查走访中，废弃农膜回收企业和加工企业的普遍反映。显然，农膜回收利用工作要做得好、可持续，仅凭企业一己之力是行不通的。多家受访企业认为，作为一项公益性极强的事业，政府的支持是推动这项工作的关键。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处处长皮晋告诉记者，近年来，重庆坚持从改革创新上发力，从体制机制上破题，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市场化运作、激励约束并重的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制度体系，努力保障和调动企业、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方的积极性。 

　　最直接、有力的就是财政资金支持。记者了解到，重庆建立了市级财政资金保障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农膜回收利用企业。其中，农膜回收每吨补助2500元，肥料包装物回收每吨补助1000元，加工每吨补助500元；对渝东北、渝东南地区无加工企业的贫困区县，还会每吨增加运距补助200元。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重庆共落实市级财政资金6300余万元支持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重庆还建立起第三方评估机制。“每年年底，重庆市供销合作社都会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各区县废弃农膜回收利用情况开展专项审计验收评估，验收评估合格后再兑现财政补助资金。”皮晋说。 

　　在重庆，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已经步入制度化轨道，“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建成。据了解，重庆一方面出台《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由市、区县供销合作社、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协作推进的联席会议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另一方面，建立废弃农膜网点收购制度、线上交易结算制度、回收利用资金管理制度等，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相互合作和共同行动的农膜回收利用新格局。 

　　大数据+新技术“双管齐下” 

　　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也是重庆破解废弃农膜回收利用难题的一把“钥匙”。 

　　每天下午，綦江区供销合作社业务科长李沛林都会登录“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综合管理平台”，把当天全区的农膜回收利用情况分类录入上报。平台另一端的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处，工作人员每天对各地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研判。 

　　记者进入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综合管理平台发现，系统内对重庆全市每一个区县、每一个镇街与村级网点的废弃农膜回收数据，以及每一家加工企业的产销数据全部一目了然。 

　　监管难，是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的一大“痛点”。“运用大数据手段，让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监管更加精细、精准。”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处调研员高仁伟向记者介绍，2019年，重庆开发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综合管理平台，对全市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利用等全过程实施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监管，实现了数据可溯源，责任可追究。 

　　重庆一边利用大数据平台实施管理，一边积极推广降解地膜新技术。潼南区是重庆最大的蔬菜基地，当地的蔬菜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记者在潼南区上和镇青龙村的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看到，农户使用的地膜从外观上看与普通地膜并无差异，但手感上却具有纸张的脆性。潼南区供销合作社技术人员秦淮告诉记者：“可降解地膜是一种在自然环境条件下通过微生物作用而引起降解的新型农膜，使用后可腐化成为土壤肥料，无需回收。” 

　　2019年至今，重庆已在全市29个区县开展加厚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示范，探索从源头上解决农膜残留问题，推广示范面积达到12000亩。“今年，重庆将继续安排15个区县推广示范，实现加厚和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所有涉农区县。”皮晋说。 

　　尚有难题待破解 

　　经过3年努力，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当地仍存在一些制约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的问题，亟待破解。 

　　从调查情况看，农户对废弃农膜产生的危害均具有一定体会与认识，但主动捡拾回收的积极性并不强。有村民告诉记者，由于土地有限，单个农户家的农膜使用量很小，加上山区交通不便、劳动力有限、废弃农膜售价低等因素，导致多数农户并不愿参与回收。基层干部认为，要解决此问题，除了继续加大宣传引导外，还应发挥村组作用，将废弃农膜回收纳入村规民约，同时充分发挥村级保洁员、督导员作用。 

　　尽管早在2018年5月国家就出台了《农用地膜》新标准，禁用0.01毫米以下的超薄地膜，但是，市场上仍存在超薄地膜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情况。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不达标农膜比重较大，农民普遍无法识别，这导致对环境造成了更大污染。对此，有基层干部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膜生产市场的整治力度，从严监管农膜生产企业的行为，从源头上禁止不达标产品进入市场。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与石油价格下跌双重影响，塑料造粒半成品价格大幅下降，废弃农膜加工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企业反映，回收企业从农户手中回收农膜，增值税经常得不到抵扣，造成每回收1吨农膜需增加增值税成本200元左右，期盼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专门出台废弃农膜回收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部分干部认为，从长远看，可降解地膜是真正解决废弃农膜污染的根本之策。但是，记者调查获悉，目前市场上可降解地膜每亩成本达200元，约为普通塑料地膜的3倍，多数农户表示价格太高，接受不了。对此，有专家建议，在可降解地膜推广初期，地方政府可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引导，如此有助于减少农户投入顾虑，对快速遏制“白色污染”也有推动作用。(经济日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