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如何帮助大脑受伤的患者做出决策

 
当一个人遭受严重的脑损伤而无法交流时，必须为他们做出治疗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决定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差异。但是新的研究可能找到了与原本无法沟通的患者进行交流的新方式。
研究人员要求具有正常大脑功能的志愿者想象打网球，这可以激活用于计划复杂运动的大脑特定区域。研究人员能够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来观察大脑的活动，该功能是一种头戴式耳机，当放置在患者的头上时，它会使用光束来检测大脑的哪些区域处于活动状态。
然后告诉志愿者想象打网球回答“是”，或者保持放松以回答“否”。如果研究人员看到大脑辅助运动区域的活动，他们就知道该人在回答“是”。这一突破可能会给患有严重脑损伤的患者提供与医生及其家人沟通的能力，并有可能改变治疗决策的方式。
例如，如果家庭无法与亲人交流，他们可能会感到压力，需要迅速做出治疗决定，以免使他们陷入严重的残疾状态。研究表明，有50%的退出治疗的家庭在患者入院的前72个小时内退出了治疗。这意味着一些本可以康复的患者会死亡。交流可以使患者尽早传达他们想要的治疗方法。
这项新的研究是过去十年来基础神经影像研究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些早期研究中，被认为失去知觉的严重脑损伤患者被放置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fMRI)中，并被要求想象打网球或在自己的房屋中航行。通过想象这些特定的情况，患者可以证明他们有意识。几项研究表明，根据扫描过程中显示的大脑活动，被认为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完全不了解自身或环境的定义)的患者中，有近15%实际上是有意识的。
但是，许多严重脑损伤的患者无法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进行扫描，这使他们无法进行交流。通过使网球任务适应fNIRS，研究人员可以安全，轻松地在床边扫描患者，这可能意味着在制定重要的治疗决策时，更多的患者可以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
重要问题
尽管此方法最终可以让患者选择自己的治疗方法，但至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以这种方式在道德上应用fNIRS。
首先，研究人员需要确保他们能够正确解释患者的大脑反应。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能够正确地识别出无脑损伤的志愿者中79%的“是”反应和71%的“否”反应。但是，如果我们计划根据患者的反应进行(或不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如何确定患者的反应是“是”而不是“否”?
一种方法是考虑将事情弄错的后果。如果我们问一个病人，他们是否比足球更喜欢看曲棍球，那么79%的准确性就足够了，因为错误的后果很小。如果我们询问患者是否沮丧，那么79%的准确性也可以接受，因为忽视抑郁患者的后果可能比向未抑郁者提供治疗的后果更糟。但是，如果我们要询问患者是否要继续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我们需要非常确定他们的反应。
其次，我们需要确保患者有能力做出我们要他们做出的决定。我们通常假设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但是，痴呆症患者可能必须通过向医生展示他们的决定及其后果并向他们传达这种理解，来向医生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严重的脑部损伤可能会导致认知缺陷-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患者的决策能力，尤其是有关维持生命治疗的复杂决策。
当然，患者有能力决定结束其生命。即使有可能导致死亡，患者也有权拒绝接受治疗。例如，患有晚期癌症的患者可能拒绝化疗。在某些国家/地区，医生可以积极协助患者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要求一名严重脑损伤的患者决定维持生命的治疗是不同的。在癌症的情况下，患者的诊断可能是突然的，但死于癌症的时间可能并不迫在眉睫-让他们有时间思考哪种疗法最适合他们。在辅助垂死病例中，患者的死亡迫在眉睫，但并非突然死亡。他们将有时间思考自己的决定。但是严重的脑损伤是突然发生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很快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患者能够理解和理解生死决定的后果。他们可能处于严重的疼痛或痛苦中，这可能会削弱他们权衡目前遭受的痛苦与未来恢复潜力的能力。研究还表明，人们倾向于高估严重残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最初认为严重残疾的生活要比死亡严重的患者一旦适应了环境，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看法。
但是，使用fNIRS与患者进行交流对于评估患者的经历，允许他们报告症状，表达意愿或偏好仍然非常有用。即使没有决策能力，人们仍然会有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价值观，愿望和偏好，我们无需假定决策能力就可以认真对待这些偏好和愿望。